实践中，在城乡建设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，城管部门对于纳入征收拆迁范围内的未经登记建筑物往往会采取“以拆违代拆迁”的办法配合征收部门迫使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协议、尽快搬迁，这种行为明显不具有正当性、合法性。但当一纸盖着城管部门鲜红公章的限期拆除《通知》送到家门口时，绝大多数被拆迁人还是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。原因在于，绝大多数被拆迁人虽然对这种逼签（迁）手段会感到不理解甚至是愤怒，但又不知道如何有效应对。

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温州市某县的真实案例，来看一下当事人如何在律师的助力之下实现破局—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县执法局限期拆除《通知》违法，成功保住房屋。

一、起诉限期拆除《通知》的诉讼：一场力量不对称的司法博弈。

行政诉讼俗称 “民告官”诉讼，其中就包括诉城管部门限期拆除《通知》的这类案件。这类案件中，城管部门权限强大，拥有对违法建筑的认定权和处置权，其作出的限期拆除《通知》往往附带着很多看似完备的“调查材料”和“法律依据”。在实践中，被拆迁人要推翻这类行政行为，往往面临着三重障碍。

首先是证据获取的天然劣势。城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，掌握着土地规划、建筑审批等核心信息，而被拆迁人作为普通百姓很难找到有效证据证明房屋的合法性。

其次是法律适用的复杂性。城乡规划法律体系历经多次修订，不同时期的建筑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，而被拆迁人往往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准确适用。

最后是程序违法的隐蔽性。城管部门在作出限期拆除《通知》时，存在未充分调查、未告知陈述申辩权、送达程序不规范等问题，被拆迁人不是专业人士，很难识别其中的违法之处。

二、温州某县W先生案：在困境中寻找胜诉的可能。

温州某县W先生，如很多被拆迁人一样，也遭受到了县执法局有针对性下发限期拆除《通知》、“以拆违代拆迁”的选择性执法行为。2018年11月，某县执法局作出限期拆除《通知》，认定W先生位于某村的房屋为违法建筑，要求其在7日内自行拆除。

这处W先生已经建造、居住多年的房屋，之前从未任何行政机关对其合法性提出过质疑，而且该房屋已经被纳入征收拆迁范围，只是就补偿安置问题未能与征收部门达成一致意见。W先生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限期拆除《通知》很是不理解，同时对于县执法局这种滥用职权行为也是出奇地愤怒。W先生对于房屋被认定违法建筑十分不甘心，于是经过多方咨询，最终决定将其维权事宜委托给李顺华、韩海祥律师代理。

三、专业维权赢得胜诉，W先生得到有限维护。

李顺华、韩海祥律师介入案件之后，迅速整理相关证据材料，从三个方面撕开了案件的突破口：

其一，挑战事实认定的片面性。县执法局仅凭第三方函件就认定房屋违法，却未调查房屋建造时间、历史背景等关键事实。两位律师指导W先生收集了自来水使用证明、水电费缴纳凭证等证据，形成了W先生对于该房屋长期合法使用的证据链。

其二，直击法律适用的错误。针对县执法局适用现行《城乡规划法》认定“违法建筑”的问题，两位律师指出，涉案房屋建造时间早于该法律实施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标准，而非以现行规定倒推违法性。

其三，揭露执法程序严重违法问题。在庭审中，韩海祥律师重点指出，县执法局在作出限期拆除《通知》前，未履行调查询问、告知陈述申辩权等法定程序，程序严重违法。这一程序违法的主张，最终也成为了法院判决的重要理由。

温州市某区法院的判决书【案号：（2019）浙0303行初45号】最终确认，某县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《通知》因“未尽全面调查取证义务”、“未履行告知程序”、“未保障知情权”、“未保障陈述申辩权”等理由构成违法。这一胜诉结果，为W先生驱散了房屋被认定为“违法建筑”的噩运，保住了其赖以居住生活的家园。同时也彰显了专业律师在这类案件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所在。

对于面临执法局限期拆除《通知》的被拆迁人而言，本案的启示在于：面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，盲目对抗或消极放弃都非上策。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，及时固定证据、识别违法点、制定诉讼策略，才是打破困局的有效途径。毕竟，在法律面前，每一个合法权益都值得被捍卫，而专业的力量，正是让公平正义照进现实的重要保障。